概 述
碳交易是为促进全球温室气体减排，减少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所采用的市场机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澳门新威斯人过艰难谈判，于1992年5月9日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1997年12月于日本京都通过了《公约》的第一个附加协议，即《京都议定书》（简称《议定书》）。《议定书》把市场机制作为解决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的新路径，即把二氧化碳排放权作为一种商品，从而形成了二氧化碳排放权的交易，简称碳交易。
简 介
碳交易基本原理是，合同的一方通过支付另一方获得温室气体减排额，买方可以将购得的减排额用于减缓温室效应从而实现其减排的目标。在6种被要求排减的温室气体中，二氧化碳（CO2）为最大宗，所以这种交易以每吨二氧化碳当量（tCO2e）为计算单位，所以通称为“碳交易”。其交易市场称为碳市场（Carbon Market）。
在碳市场的构成要素中，规则是最初的、也是最重要的核心要素。有的规则具有强制性，如《议定书》便是碳市场的最重要强制性规则之一，《议定书》规定了《公约》附件一国家（发达国家和经济转型国家）的量化减排指标；即在2008～2012年间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水平上平均削减5.2%。其他规则从《议定书》中衍生，如《议定书》规定欧盟的集体减排目标为到2012年，比1990 年排放水平降低8%，欧盟从中再分配给各成员国，并于2005年设立了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 ETS），确立交易规则。当然也有的规则是自愿性的，没有国际、国家政策或法律强制约束，由区域、企业或个人自愿发起，以履行环保责任。 2005年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后，全球碳交易市场出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07年碳交易量从2006年的16亿吨跃升到27亿吨，上升68.75％。成交额的增长更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场价值达400亿欧元，比2006年的220亿欧元上升了81.8％，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场总值甚至就与2007年全年持平。
经过多年的发展，碳交易市场渐趋成熟，参与国地理范围不断扩展、市场结构向多层次深化和财务复杂度也不可同日而语。据联合国和世界银行预测，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间，市场规模每年可达600亿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场容量为1500亿美元，有望超过石油市场成为世界第一大市场。如果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2012年后的国际碳交易体系也值得期待。碳交易成为世界最大宗商品势不可挡，而碳交易标的的标价货币绑定权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货币职能将对打破单边美元霸权促使国际货币格局多元化产生影响。
碳交易的产生根源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碳交易遵循了科斯定理，即以二氧化碳为代表的温室气体需要治理，而治理温室气体则会给企业造成成本差异；既然日常的商品交换可看作是一种权利（产权）交换，那么温室气体排放权也可进行交换；由此，借助碳权交易便成为市场经济框架下解决污染问题最有效率方式。这样，碳交易把气候变化这一科学问题、减少碳排放这一技术问题与可持续发展这个经济问题紧密地结合起来，以市场机制来解决这个科学、技术、经济综合问题。需要指出，碳交易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 在环境合理容量的前提下，政治家们人为规定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的排放行为要受到限制，由此导致碳的排放权和减排量额度（信用）开始稀缺，并成为一种有价产品，称为碳资产。碳资产的推动者，是《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的100个成员国及《京都议定书》签署国。这种逐渐稀缺的资产在《京都议定书》规定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前提下，出现了流动的可能。由于发达国家有减排责任，而发展中国家没有，因此产生了碳资产在世界各国的分布不同。另一方面，减排的实质是能源问题，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极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单位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高价差。发达国家需求很大，发展中国家供应能力也很大，国际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碳交易的法律依据
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会议”（又称为“地球高峰会”）上，155个国家签署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此系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根本母法。
1997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届缔约国会议，通过具法律约束力的《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用10款文字“确定一种清洁发展机制”。
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届缔约国会议，通过落实《京都议定书》机制的一系列决定文件，称为“马拉喀什文件”，包括：
第15/C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第十二条和第十七条规定的机制的原则、性质和范围”。
第16/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
第17/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确定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方式和程序”。 第18/C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的排放量贸易的方式、规则和指南”。
碳交易主要依据以上的法律文件进行。
碳交易机制
碳交易机制就是规范国际碳交易市场的一种制度。碳资产，原本并非商品，也没有显著的开发价值。然而，1997年《京都议定书》的签订改变了这一切。
按照《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0年，所有发达国家排放的包括二氧化碳、甲烷等在内的6种温室气体的数量，要比1990年减少5.2％。但由于发达国家的能源利用效率高，能源结构优化，新的能源技术被大量采用，因此本国进一步减排的成本高，难度较大。而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空间大，成本也低。这导致了同一减排量在不同国家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成本，形成了价格差。发达国家有需求，发展中国家有供应能力，碳交易市场由此产生。 清洁发展机制(CDM)、排放贸易(ET)和联合履约(JI)是《京都议定书》规定的3种碳交易机制。除此之外，全球的碳交易市场还有另外一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也就是欧盟排放交易体系(EUETS)。这是帮助欧盟各国实现《京都议定书》所承诺减排目标的关键措施，并将在中长期持续发挥作用。
在这两个强制性的减排市场之外，还有一个自愿减排市场。与强制减排不同的是，自愿减排更多是出于一种责任。这主要是一些比较大的公司、机构，处于自己企业形象和社会责任宣传的考虑，购买一些自愿减排指标(VER)来抵消日常经营和活动中的碳排放。这个市场的参与方，主要是一些美国的大公司，也有一些个人会购买一些自愿减排指标。
美国环保协会中国项目负责人张建宇认为，对于中国企业来说，自愿减排是必须经过的道路。原因是我们的企业越来越国际化，许多国家可以通过市场运作机制对我们的企业提出减排要求。这时候我们的企业怎么达到要求呢？购买自愿减排量，可能是这些企业将来降低碳足迹的一种选择。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Mechanism,CDM）：《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规范的“清洁发展机制”针对附件一国家（开发中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之间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处（CDMRegistry）的减排单位转让。旨为使非附件一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并从中获益;同时协助附件一国家透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获得“排放减量权证”（Certified EmmissionsReduction,CERs,专用于清洁发展机制）,以降低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成本。清洁发展机制详细规定于第17/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确定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方式和程序”。
联合履行（JointImplementation,JI）：《京都议定书》第六条规范的“联合履行”,系附件一国家之间在“监督委员会”（SupervisoryCommittee）监督下,进行减排单位核证与转让或获得,所使用的减排单位为“排放减量单位”（Emission ReductionUnit,ERU）。联合履行详细规定于第16/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
排放交易（EmissionsTrade,ET）：《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规范的“排放交易”,则是在附件一国家的国家登记处(NationalRegistry)之间,进行包括“排放减量单位”、“排放减量权证”、“分配数量单位”（Assigned AmountUnit,AAUs）、“清除单位”（RemovalUnit,RMUs）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排放交易”详细规定于第18/C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的排放量贸易的方式、规则和指南”。
碳交易的三种机制
为达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全球温室气体减量的最终目的，前述的法律架构约定了三种排减机制：
清洁发展机制（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CDM）
联合履行（Joint Implementation，JI）
排放交易（Emissions Trade，ET）
这三种都允许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国与国之间，进行减排单位的转让或获得，但具体的规则与作用有所不同。
《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规范的“清洁发展机制”针对附件一国家（发展中国家）与非附件一国家之间在清洁发展机制登记处（CDM Registry）的减排单位转让。旨为使非附件一国家在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进行减排，并从中获益；同时协助附件一国家透过清洁发展机制项目活动获得“排放减量权证”（Certified Emmissions Reduction，CERs，专用于清洁发展机制），以降低履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承诺的成本。清洁发展机制详细规定于第17/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十二条确定的清洁发展机制的方式和程序”。
《京都议定书》第六条规范的“联合履行”，系附件一国家之间在“监督委员会”（Supervisory Committee）监督下，进行减排单位核证与转让或获得，所使用的减排单位为“排放减量单位”（Emission Reduction Unit，ERU）。联合履行详细规定于第16/Cp.7号决定“执行《京都议定书》第六条的指南”。
《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规范的“排放交易”，则是在附件一国家的国家登记处(National Registry)之间，进行包括“排放减量单位”、“排放减量权证”、“分配数量单位”（Assigned Amount Unit，AAUs）、“清除单位”（Removal Unit，RMUs）等减排单位核证的转让或获得。“排放交易”详细规定于第18/Cp.7号决定“《京都议定书》第十七条的排放量贸易的方式、规则和指南”。
别人掏钱你减排
清洁能源机制最通俗的解释就是：别人掏钱，你来减排。要从根本上说清楚它的来龙去脉，还得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这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国际公约说起。
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150多个国家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要求发达国家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1997年12月，第3次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日本京都通过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年到2012年期间，主要工业发达国家要将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平均减少5.2%，而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以前不需要承担减排义务。同时，根据《京都议定书》建立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发达国家如果完不成减排任务，可以在发展中国家实施减排项目或购买温室气体排放量，获取“经证明的减少排放量”作为自己的减排量。
如《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欧盟的排放量要削减8%，如果完成不了这个指标，欧盟可以掏钱从发展中国家购买减排项目，这个购买来的项目减少的排放量就视为欧盟的减排量。至于国际上为什么把这一交易市场简称为“碳市场”，从事碳交易第三方认证的挪威船级社专家张建丽解释，这主要是因为“其他5种温室气体最终也是以二氧化碳排放量来计算的”。
“排放量可以买卖，应该说是世界范围内提升环境质量的一大创举。”张建丽介绍，因为对于发达国家而言，温室气体的减排成本在100美元/吨碳以上，而在中国等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进行CDM活动，减排成本可降至20美元/吨碳。这种巨大的减排成本差异，促使发达国家积极进入发展中国家寻找合作项目，为碳交易开辟了绿色通道。
“这也是业内把既减排又赚钱的CDM称为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免费午餐的原因。”张建丽说。
交易要分三步走
那么，如何在碳市场交易CDM呢？
根据2001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七次缔约方会议达成的《马拉喀什协定》，一个典型的CDM项目从开始准备到实施直到最终产生有效减排量，需要经历项目识别、项目设计、参与国批准、项目审定、项目注册、项目实施、监测预报高、减排量的核查与核证、经核实的减排额度签发等主要步骤。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理事会（EB）消息，作为发展中的国家，目前中国有近2000个CDM项目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有267个CDM项目在EB成功注册。
成光介绍，一般来说，碳市场交易包括前期开发、碳资产开发、碳资产项目管理三个流程。而各个流程阶段又包括许多环节。如在前期开发阶段，要进行项目分析，即确定企业有哪些项目符合CDM的概念；要进一步收集信息，进行减排量的估算以及测算方法的确定；要对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市场未来趋势进行预测并确定开发成本以及开发风险。
在碳资产开发阶段，要进行项目文件设计、卖方和买方政府审批、购碳协议签署、第三方认证、联合国注册等程序。“每个CDM项目都有一个独立的文件报告，中文部分交由中国政府审批，英文部分提交第三方认证、联合国登记，注册登记需要在网上公示50天，如无疑义，公示期结束即意味着自动注册成功。”
据悉，在碳资产项目管理阶段要重点做好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要进行日常管理，主要包括流程的监控以及企业运营信息的获取，目的在于保障企业碳资产的稳定收益，避免在没有产生减排量的情况下，提前与买家沟通采取防范措施。第二，要根据实际产生的减排量，按照企业的要求分季度或年度出具项目检测报告。第三，对减排量进行第三方认证，在联合国登记，最后进行碳资产交割。
在这些过程中，企业需要交付哪些费用呢？成光介绍，一般的费用包括第三方对项目的审核(1.8万欧元)，注册费(0.2美元/年核实减排吨数)，监测核查和核证费用(1万美元左右)，联合国CDM理事会征收的适应性费用(核实减排总额的2%)、行政管理费(0.2美元/核实减排吨数)，中国政府征收的环境资源税(核实减排总额的2%)等。
识别CDM项目、为项目业主寻找和筛选碳购买方、协助企业与买方的谈判、帮助企业在减排交易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并最终促成CDM项目的完成是中介公司的最主要的任务。
碳交易的两种型态
根据碳交易的三种机制，碳交易被区分为两种型态：
配额型交易（Allowance-based transactions）：指总量管制下所产生的排减单位的交易，如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澳门新威斯人的“欧盟排放配额”（European Union Allowances，EUAs）交易，主要是被《京都议定书》排减的国家之间超额排减量的交易，通常是现货交易。
项目型交易（Project-based transactions）：指因进行减排项目所产生的减排单位的交易，如清洁发展机制下的“排放减量权证”、联合履行机制下的“排放减量单位”，主要是透过国与国合作的排减计划产生的减排量交易，通常以期货方式预先买卖。
世界主要碳市场到2009年3月，世界上的碳交易所共有四个：
欧盟的欧盟排放权交澳门新威斯人（European Union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Trading Scheme，EU ETS）
英国的英国排放权交澳门新威斯人（UK Emissions Trading Group, ETG）
美国的芝加哥气候交易所（Chicago Climate Exchange，CCX）
澳洲的澳洲国家信托（National Trust of Australia，NSW）
由于美国及澳洲均非《京都议定书》成员国，所以只有欧盟排放权交澳门新威斯人及英国排放权交澳门新威斯人是国际性的交易所，美澳的两个交易所只有象征性意义。
世界各国碳交易的发展状况
2005年2月16日，《京都议定书》正式生效，为了促进各国完成温室气体减排目标，议定书规定可以采用绿色开发机制，促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减排温室气体。买家在“限量与贸易”体制下购买由管理者制定、分配（或拍卖）的减排配额，买主向可减低温室气体排放的项目购买减排额。
清洁发展机制双赢机制的出现，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开启了一个巨大的碳交易市场。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网站公布的数据，截至2007年6月11日，全球共有696个CDM项目成功获得在UNFCCC执行理事会(EB)注册，预期可产生的年均减排量可达到1.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印度、巴西、中国和墨西哥是全球CDM项目注册数目最多的4个国家，占据了全球CDM项目总数的75%。从项目的年均减排量来看，中国每年可以产生647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占全球总额的44%。
到2008年，活跃在CDM交易市场的买家主要来自欧洲和日本、加拿大。根据2006年的统计数据，在CDM交易市场的买家类型分布中，基金占34%、私营企业占58%、政府占8%。市场上最活跃的买家来自英国，他们大部分属于私营的金融机构；其次是意大利，主要是意大利电力公司。
日本和欧美等发达国家及地区已通过碳交易取得了显著的环境和经济效益。如英国通过“以激励机制促进低碳发展”的气候政策来提高能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德国通过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做到了经济与环境双赢；美国堪萨斯州农民通过农田碳交易，获得了新的农业收入来源；日本则把碳排放权交易看作是“21世纪第一个巨大商机”，通过在世界各地大量购买和销售碳排放权，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收入。此外，印度、泰国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也看到了全球变暖带来的商机，陆续进入全球碳交易市场“淘金”。
中国碳交易的发展状况
中国是全球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虽然没有减排约束，但中国被许多国家看作是最具潜力的减排市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截止到2008年，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积极参与碳交易。2005年10月，中国最大的氟利昂制造公司山东省东岳化工集团与日本最大的钢铁公司新日铁和三菱商事合作，展开温室气体排放权交易业务。估计到2012年年底，这两家公司将获得5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此项目涉及温室气体排放权的规模每年将达到1000万吨，是目前全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项目。
2005年12月19日，江苏梅兰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和常熟三爱富中昊化工新材料有限公司与世界银行伞型碳基金签订了总额达7.75亿欧元(折合9.3亿美元)的碳减排购买协议。这笔创纪录的温室气体排放交易，能帮助这两家中国企业在未来七年中每年减少19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排放量。
自2006年10月19日起，一场“碳风暴”在北京、成都、重庆等地刮起。掀起这场“碳风暴”的是由l5家英国碳基金公司和服务机构组成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求购二氧化碳排放权的英国气候经济代表团。这些手握数十亿美元采购二氧化碳减排权的国际买家，所到之处均引起了众多中国工业企业的关注。
2009年8月5日，中国第一个碳中和企业诞生。2009年8月5日，天平汽车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功购买奥运期间北京绿色出行活动产生的8026吨碳减排指标，用于抵消该公司自2004年成立以来至2008年底全公司运营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成为第一家通过购买自愿碳减排量实现碳中和的中国企业。
成功范本看邯钢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如果能够注册成功一个CDM项目，不仅可以减排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还能通过出售该减排数获得额外收入。从这一点看，邯钢的成功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无疑具有范本意义。
2005年2月，在《京都议定书》生效以后，河北省CDM项目办公室认为邯郸钢铁废气回收联合循环发电项目（该项目通过回收利用钢铁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富余高炉煤气和焦炉煤气，建成一个循环发电站，项目建成后每年可满足邯钢年用电的36%）符合CDM项目的要求，随即指导邯钢开始了该项目的开发和注册准备。
怎么开发，这里面也有学问。根据《京都议定书》，CDM项目开发具有“单边模式”、“双边模式”和“多边模式”三种模式。后两者是指在项目开发之初就寻找到了买家，买家可以在项目开发过程中给项目以资金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单边模式则是企业独立完成了整个项目之后再寻找买家，例如我国可再生能源领域第一个获得签发的CDM项目———福建漳浦六鳌30.6MW风电CDM项目就是一个单边项目。
而邯钢集团开发的该项目最终是作为一个双边项目敲定下来的，项目在2007年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和EB批准，买家是来自于瑞典的碳资产管理公司。双方的谈判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到2007年3月结束。根据协议，到2012年，邯钢通过向该公司出售二氧化碳减排指标，共可获约2亿元纯收益。
“要让买家相中自己，编制好开发项目设计文件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同时也是CDM项目能否注册成功的关键因素。”邯钢宣传部的这名工作人员说。
在与河北省CDM办公室签署了开发CDM项目的意向书之后，邯钢举办了多次有关注册程序的培训班。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项目开发单位和邯钢为实现CDM项目注册作了大量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收集大量数据和项目信息，如项目相关的批准文件、可行性报告、环评报告、实地调研数据、各利益相关方意见咨询等；选择最适合于项目的方法学；确定项目产生减排量的计入期、说明项目如何促进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等情况；联系外国买家；寻找合适的第三方进行项目的合格性论证；报国家发改委审批；提交EB批准。
完成了这一复杂的CDM项目注册，就等同于实施碳交易获得了成功。“而找买家、谈价格也均发生在整个注册流程中。因此，从企业操作角度而言，最难的一步就在于如何注册成功。” 邯钢的这名工作人员说。
中国还缺好中介
我国“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到2010年单位GDP能源消耗比2005年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要减少10%。在努力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通过大力推广节能减排技术，努力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必将有大批项目可被开发为CDM项目。
但并不是所有企业都像邯钢、福建漳浦六鳌风电CDM项目那样幸运，对于找不到买家的企业来说，他们更希望在以下几个方面提供帮助。“从企业提出的这些‘希望帮助’的内容上，我们也看到了中国在开发CDM项目中还缺少的积极因素。”成光说。
首先，对CDM认识尚不到位，缺少必要的资金支持。CDM是随着国际碳交易市场的兴起而走入我国的，在我国传播的时间有限，国内许多企业还没有认识到其中蕴藏的巨大商机；同时，由于对CDM的价值、操作模式、项目开发、交易规则等尚不熟悉，目前关注CDM的除澳门新威斯人银行(32.16,-0.17,-0.53%)等少数商业银行外，其他金融机构也鲜有涉及。
其次，CDM项目开发时间长、风险因素多。与一般的投资项目相比，CDM项目需要经历较为复杂的审批程序，这导致CDM项目开发周期比较长，并带来额外的交易成本。此外，开发CDM项目涉及风险因素较多。政策风险来自于国际减排政策的变化，如2012年后中国是否承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决定了2012年后合同的有效性；项目风险主要是工程建设风险，如项目是否按期建成投产，资源能否按预期产生等。在项目运行阶段，还存在监测或核实风险，项目收入因此存在不确定性，也会影响金融机构的金融服务支持。
再次，中介市场发育不完全。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统计显示，目前中国提供的二氧化碳减排量已占到全球市场的1/3左右，预计到2012年，中国将占联合国发放全部排放指标的41%。
成光说：“这就意味着，未来的几年，中国需要相当数量的像北京中碳技术有限公司这样的中介机构，但目前来看，这样的机构总体来说数量太少，而且大都处于起步阶段，难以开发或者消化大量的CDM项目。而在国外，CDM项目的评估及排放权的购买大多数是由中介机构完成。”
另外，也缺乏专业的技术咨询体系来帮助金融机构分析、评估、规避项目风险和交易风险。曾经参与中国多家企业第三方认证工作的张建丽介绍，CDM机制项下的碳减排额是一种虚拟商品，其交易规则十分严格，开发程序也比较复杂，销售合同涉及境外客户，合同期限很长，因此非专业机构难以具备此类项目的开发和执行能力。
排放权交易
从环境保护的角度出发，《京都议定书》以法规的形式限制了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量，而从经济角度出发，它更是催生出一个以二氧化碳排放权为主的碳交易市场，市场参与者从最初的国家、公共企业向私人企业以及金融机构拓展，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
在这个目前规模超过600亿美元的碳市场中，交易主要通过各种交易所发放排放（减排）配额，或以清洁发展项目为标的的买卖进行。已经运行了3年之久的欧洲气候交易所、欧洲能源交易所，服务内容就是在欧盟实行的“总量管制与交澳门新威斯人度”机制下，向每个成员国分发其每年预定的二氧化碳的可能排放量，每个成员国再向各企业分发“欧盟排碳配额”（每个配额等于1吨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如果企业在期限内没有使用完其配额，则可以通过碳交易所“出售”；反之，就必须从没有用完配额的企业手中购买。而2008年2月18日正式运营的、由纽约—泛欧交易所与法国国有金融机构信托投资局共同建立全球交易平台，服务内容则以联合国分配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的现货、期货交易为主。以清洁发展项目为标的的买卖大都在亚洲的碳交易所进行。
如果说《京都议定书》给二氧化碳标上了价，那么欧洲气候交易所于2005年4月推出的期货、期权交易，则使二氧化碳排放权如同大豆、石油等商品一样可自由流通，丰富了碳交易的金融衍生品种。正是看中了碳市场的商业机会，除了上万家企业投身其中外，投资银行、对冲基金、私募基金以及证券公司等金融机构在碳市场中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从最初担当碳交易中介赚取略高于1%的手续费，到直接投资CDM项目，再到今天成立各类专门的“碳银行”部门进行气体排放管理，这些“金融家”的参与使得碳市场的容量扩大，流动性加强，市场也愈发透明，形式也更加多样化。
如在清洁发展机制下，许多金融机构通过提供资金和技术，在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开发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减排项目。这种“双赢”甚至“三赢”的合作方式受到了各方的认可。联合国环境署的统计显示，自CDM实施之日起，每月由其所产生的核证减排量持续攀升。
碳交易市场的三角格局与产业竞争
全球性履约碳市场(《京都议定书》下的碳市场)是整个国际碳市场的基础，美国是其中最不确定性因素。但是美国人在气候变化方面的野心是明显的，他们把气候变化作为重塑美国霸主地位的重要手段。以CDM机制为核心的全球性履约碳市场将在后京都时代发生演化和改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向行业减排和规划类减排等效率更高的机制发展；二是在适用行业和领域有所调整和变化，以更加适合市场的需求。全球性碳市场的存在最大的意义是建立起碳市场的信用基础。
引区域性碳市场是国际碳市场的另一个重要角色。未来将形成以欧洲和北美两个市场为核心的区域性交易体系。两大市场的交易量将占碳市场的大部分，并在世界其他地区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的核心将是碳定价权的争夺，具体表现在碳交易所的谋划布局，标准竞争，以及碳衍生商品的创新。事实上，从理论上来讲区域性交易体系更加稳定和成熟，理所应当承担起整个碳市场的发展重任。
另外一个重要的领域将是自愿减排市场。自愿减排市场这几年发展很快，但交易额还比较小，目前处于标准竞争的阶段。一旦某一标准在市场上明显胜出，那么自愿减排市场的表现可能会让很多人大跌眼镜。它的创造性会超过强制减排市场。自愿减排市场的运行机制与强制市场是截然不同的，这会带来与目前CDM完全不同的机会和商业模式。
虽然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没有被《议定书》纳入强制减排计划中，但中国却一直通过清洁发展机制参与碳交易市场的活动。近两年来中国在清洁发展机制项目及核证减排量供应量方面已领先全球。2007年中国清洁发展机制项目产生的核证减排量的成交量已占世界总成交量得73%，2008年更是惊人占到84%。显然，中国的实体经济企业为碳市场创造了众多减排额，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处在整个碳交易产业链的最底端。于是，中国创造的核证减排量被发达国家以低廉的价格购买后，通过他们的金融机构的包装、开发成为价格更高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及担保产品进行交易。不仅如此，他们还正在全力吸引中国的金融机构参与到他们所建立的碳金融市场中，进而赚取中国资本的利润。这就像中国为发达国家提供众多原材料与初级产品，发达国家再出售给中国高端产品，赚取 “剪刀差”利润。
强制减排市场与自愿减排市场的关系
强制减排市场主要的障碍在于各方利益的平衡，自愿市场的主要障碍在于市场供求关系的充分发掘。两者的驱动力是完全不同的，构建一个强制减排市场所需要的成本要远远高于自愿减排市场。这个特性决定了两个市场的定位和发展方式有着根本的差别。
从市场的角度来看，由于较高的运作成本，强制市场更适合风险小、额外性强、减排量大的项目，而自愿市场更适合风险大、额外性较低，减排量小的项目。这有点类似于主板和创业板的关系。目前两个板块从机制上是完全隔离的，但自愿减排市场发展很快，已经在建立自身的风险管理系统。对项目的风险控制是自愿市场的软肋，但这块市场是以CDM方法学为基础的，如果未来能够建立起有效的风险评估和控制体系，那么有理由相信自愿减排市场中质量较高的减排量，可以进入强制市场流通，这个突破口可能会从区域交易系统开始。
碳交易与低碳经济的关系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其实质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开发清洁能源技术，优化产业结构，根本上改变人类生存发展的观念。
“低碳经济”最早见诸于政府文件是在2003年的英澳门新威斯人源白皮书《我们能源的未来:创建低碳经济》，之后得到了联合国的大力支持。2007年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表明低碳经济的发展道路将成为美国未来的重要战略选择。奥巴马上台之后把清洁能源经济列为振兴美国经济，提升美国领导地位的重要手段。2009年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2009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该法案的核心有两个：一是大力发展清洁能源技术，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二是建立起温室气体排放贸易系统，发展出新型的碳金融市场，这一市场的规模可与石油期货市场相媲美。
碳交易是利用市场机制引领低碳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低碳经济最终要通过实体经济的技术革新和优化转型来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降低温室气体排放水平。但历史经验已经表明，如果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仅仅通过企业和个人的自愿或强制行为是无法达到减排目标的。碳市场从资本的层面入手，通过划分环境容量，对温室气体排放权进行定义，延伸出碳资产这一新型的资本类型。碳交易把原本一直游离在资产负债表外的气候变化因素纳入了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改变了企业的收支结构。而碳交易市场的存在则为碳资产的定价和流通创造了条件。本质上，碳交易是一种金融活动，但与一般的金融活动相比，它更紧密地连接了金融资本与基于绿色技术的实体经济：一方面金融资本直接或间接投资于创造碳资产的项目与企业；另一方面来自不同项目和企业产生的减排量进入碳金融市场进行交易，被开发成标准的金融工具。碳交易将金融资本澳门新威斯人体经济联通起来，通过金融资本的力量引导实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机结合，代表了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
